新媒体时代如何面对灾难避免口水战?给公民的三个伦理建议

国内不幸又再次发生空难事件。救难与善后处理,各有医、警、消、军等相关专业人士负责,而其他一般人民呢?除了哀悼与祈福,往往不免陷入究责的口水战中。

其实究责也有专业人士(检调与航管),不过因偏向研究论理,通常要一段时间,而百姓急着想要知道原因与责任的归属,不免参考片面的资讯就提出各种意见。

当然,人人都有言论自由,但某些意见有可能对相关人士造成伤害,并产生连带的道德问题。以下就来谈几个因为新媒体发达所产生的现象。

1. 是否有必要传播灾难发生的片段与现场的悲惨状况

因为电视与网路媒体的发达,还有个人3C设备的演进,灾难现场的实况可能在未经充份过滤的状况下快速传播。在这次空难中,就出现呼吁不要转传相关影片的意见,理由是可能造成群众恐慌。也有人反对现场直播救灾,以免罹难者的身影在未有遮盖的状况下直接播出。

由网路和个人所架构出的新媒体,的确可以快速传播新闻现场实景,但因为来得太即时,接收者对于资讯可能淬不及防,产生不佳的观感,也让新闻当事人的家属与亲友感到不快。但也有人主张资讯提供者不应主观过滤任何消息,以免错失重要资讯。

就伦理学上来看,如果要讨论「是否应该要过滤或传播」,必须先确定「能够过滤与禁止传播吗?」就技术面,要以政府端或高端的角度来进行这种资讯控管,在台湾是不可能的,也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。但由个人的角度来说,或许有可能发挥一些效果。

但要由个人层面来控管,重点在于配合的意愿。当百姓都对灾难场景有兴趣时,你很难避免这类资讯快速传播,我们可能只能建议不想看的人关掉电视或网路,但这是有点鸵鸟的作法。

比较理想的态度是,我们还是保持常态接收资讯的方式,记住你觉得不妥的资讯片段与传播方法,并参与对这些不佳方式的公开批判。透过批判与讨论的过程,社会大众就有可能汇聚共识,并建构出一套能够因应将来灾难的资讯处理价值观。

像这次空难中,传统新闻台在处理画面上,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进,包括立刻打马赛克、取景角度降低对救灾的影响等等。这都是因为之前的批判过程而在伦理层面产生的改善。当然,这种改善是永远不够,也该永远持续下去。

新媒体时代如何面对灾难避免口水战?给公民的三个伦理建议

因为救难必然需要涉及国家机器的力量,因此难免会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渗入口水战中。正如本次救难过程中某气象主播的争议言论,特定统派媒体对于柯市府官员以通讯软体救灾的批判等等,都引起对造的不满。

但对于救难指挥之究责是有必要的,一方面是希望能立即修正现场救难的错误,另一方面,则是要对将来的救难过程有知能面上的帮助,希望能越做越好。

不过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「目的」,也就需要两种不同的「手段」,究责的方法要不同。对于现场即时性的救灾错误指责,是有必要以最快速的方式传递,但应该是传播到政府单位,而不是大众。

如果大众有专业知能可协助,或是有严重的错误要马上改正,当然应该表达,而媒体的责任也在将此意见传达给政府。不过,若是具知能者提供对政府的建议给媒体,媒体却将此优先传播回大众,以突显政府的失职,一方面只会让政府越来越忙(忙着解释),另一方面也难免让人怀疑其「目的」是否正当。

如果是对于修改之后救难原则的建议,那也不用急于一时,在事件告之段落后,再整体性的提出意见,或会更有帮助。

因此,不论是媒体或个人,不论是统媒或独媒,在传播现场资讯之余,是否有必要特别于此时提出「评论」,其实是有待当事人自我深思的议题。不要本来是政府有错,闹到最后变成是你自己有错。

(相关文章:灾难应变要更快速,李鸿源:台湾需要有足够权力的部会而且要常常演习)

3. 是否应该在此时提及其他事务

小规模灾难发生的同时,绝大多数人仍过着正常的生活,并执行其社会角色。但灾难的特性,让许多社会行动会显得相对较有道德争议,例如选举。台中的立委候选人萧家淇就因为在脸书上一边哀悼一边竞选,因而引发争议。

他可以不公开哀悼,低调继续选,也可以因哀悼或协助救难而停止竞选,但一边哀悼一边选,多数人都会觉得这类行为有点白目或不妥。但其实这不是什幺道德上的大恶,只是我们认为这两种情绪难以结合在一个行为过程中。

我们还是应该过着日常的生活。若是因小规模灾难而造成社会大规模的停顿,那反而变成大灾难了。

但在过日常生活的同时,除了花时间关切新闻,也该认知到我们的生活已经永远因为这次的事件而改变,你必须对此做出回应(低调、哀悼),并修正之后的生命规划(思考将来对于飞行安全的考量)。

因此,当发生灾难时,我对一般人在行动与言论上的伦理建议是:保持关注以蒐集资讯,提供实质帮助,减少不必要的谈论,并维持正常的生活模式。

灾难是社会的特殊或失常的状况,是对社群「共同善」的挑战。不只是政府,每个公民都应该贡献己力,若无从帮忙之处,则该儘快调整步调,回归原有的生活运作模式,以减缓灾难对社群的冲击。